我的娇娃，我们就要到城里住呢!
“子珍生了吗?都平安吧?”康克清妈妈、邓颖超妈妈她们人还未进窑洞就急切地询问起来。
“生了，生
邓妈妈抱起细细嫩嫩的我怜爱她左右看着，她痛惜地说：“真是个小娇娃，一个小娇娇。”
还没来得及给女儿起名字的父亲听了顿有感悟，她一锤定音地说：“对，就叫娇娇!”母亲也觉得这名字非常适合女孩子。
于是，我有了一个平平常常、清清亮亮的名字。
那年，我的父亲43岁，母亲28岁。
相濡以沫，夫妻十年
母亲生于1909年秋天，祖上是江西永新县的乡间望族。她从小就喜欢听民族正义感很强的故事，还在学堂念书的时候就参加进步活动，曾参加永新暴动，曾为营救落入敌手的同志，深夜以长布捆身吊下城墙，逃出城外报信。在遇到父亲以前，16岁的母亲已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是人们称颂的“双枪女将”。
母亲性格乐观，虽舞刀弄枪，却俊秀端庄。她的肤质像胭脂玫瑰般的白里透红，眼睛似月亮般的澄澈如水，两道长眉明明朗朗地透着英气，青春洋溢。有“纤笔一枝谁与似”之誉的女作家丁玲晚年言及在延安见到母亲的第一印象，还情不自禁地说：“很美!很美!毫不矫揉造作，简直想不到!”可见母亲当年“永新一枝花”的称谓，并非夸张。父亲初次见到她时，根本想不到这就是大名贯耳的贺子珍，还以为是哪位同志的孩子呢!
父母亲相识于井冈山，他们一同参加了井冈山红色根据地的创建，一同到农村调查，母亲协助父亲完成革命史上重要的《井冈山调查》等著作，一同经历了五次反“围剿”战斗，一同走过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……从星星之火到燎原之势，经历了九死一生超绝人寰的磨难。
在第三次反“围剿”一次与敌人的遭遇战中，有颗炸弹在母亲和她的战友身旁爆炸，两人顿时昏死过去。苏醒后，她们挣扎着连夜赶回部队。黎明时分，此前接以牺牲战报的父亲猛然见到母亲，欣喜之至，惊问：
“你们是人回来嘞，还是鬼回来嘞?”言毕乐呵呵大笑。
母亲也笑说：“我们呀，不仅人回来了，文件箱也回来了。”
父亲说：“要是敌人认出你是我的老婆，会拿你的人头去领赏呢!”
“我的头长得牢张可不是那么容易掉的呀!”母亲挺自信的。
如动脱兔，静如处子。战斗、工作以外，母亲还照顾着父亲的方方面面，除了抄手稿、理文件、缝缝补补，还想方设法为消瘦的父亲改善生活，摸田螺，抓田鸡，找辣椒，不厌其烦。有一段时间，父亲患便秘，母亲还向老郎中请教，借来通气筒打肥皂水帮父亲通便。同样的，父亲也很珍惜母亲。
长征途中在贵州盘县，敌机向红军休养连隐蔽处轰炸，母亲为掩护一位受伤的师政委，被炸弹炸得遍体鳞伤，鲜血浸红了她的衣服。一些领导想把生命垂危的母亲留在当地老乡家里养伤。
父亲坚决不同意，他斩钉截铁地说：“不能把贺子珍留在老百姓家，一是无医无药，二是安全不能保证，就是死也要把她抬着走?”并马上派傅连?医生主持抢救。
父亲的刚毅感染着母亲，她终于闯过了鬼门关。
母亲说：“是毛泽东救了我的命!”父亲则评价母亲为“很了不起的红军女战士”。
在与父亲共同生活，忘我奋斗的10年里，母亲多次怀孕生育，而婴儿不断夭折或忍痛就地送人，她的头部、背部14处受伤，有的弹片一直未取出。身心的创巨痛深，超出了一个女性、一个母亲所能承受的极限，灾难性地损害了她的精神她的健康，但她仍觉得自己可以为革命多做些工作。
父亲忽略了母亲，忽略了母亲柔弱内里的刚强。他和母亲在一起的时间远没有刚到延安前多了。有时，还会为一些事情各不相让。
母亲忍受不了文化的差距和感情的失落，她不想落后于人，更想寻回自己。
刚出月子没多久，母亲就把我交给奶妈，刻不容缓地到抗日军政大学学习去了。
在抗大，过的是集体生活，母亲克服困难，抓紧机会、抓紧时间，孜孜不倦地读书、操练，保证出勤。有一次，竟因贫血晕倒，但她还是坚持着。斯诺先生在关于我父亲的报道中有这样一段记录：“在毛泽东追述往事的时候，我注意到，有一个旁听者至少和我同样感兴趣，这就是他的妻子贺子珍。很明显，他谈到的有关自己和共产主义运动的情况，有许多是她以前从来没有听见过的。”
在身心伤痛和往后之路怎么走的困惑中，单纯的母亲以她“双枪女将”的果敢，作出了暂别父亲和我――到苏联去治伤、读书，提高文化素养的选择，并祈望藉此走出情感失意，将来以新的状态回归。
父亲极力挽留母亲。他倾吐肺腑之言：“我这个人平时不爱落泪，只在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：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，看到他们受苦，我忍不住掉泪；二是跟过我的通讯员，我舍不得他们离开，有的通讯员牺牲了，我难过得掉泪；三是在贵州，我听说你负了伤，要不行了，我掉了泪。”
随即，父亲又进一步劝慰：“我现在情况不同了，有发言权了。以后不会再让你像过去那样，跟着我受那么多苦了。”
然而，父亲的良苦用心未能解开母亲的牢牢心结。
尽管母亲深知父亲就是她灵魂的依托，但是在别无良策的选择中，倔强的母亲还是执意地选择了更遥远更寒冷的莫斯科。
菊香书屋的熏陶
1949年9月下旬，开国大典的一切准备就绪。
因往返香山的路程太远，费时多又不安全，父亲服从中央的集体决定，正式入住因是皇家禁苑而他一直不愿住进去的中南海丰泽园。关于住进中南海，父亲首先从是否脱离群众是否改变共产党性质、是否会落入李自成结局，也就是革命成败等大问题来考虑。他对封建王朝农民政权跳不出失败周期律抱有高度警惕。他对叶子龙叔叔说：“中南海过去是什么人住的地方?我们住进去不妥，我是不想进去!”
不过，由于考虑各方面的因素，中央最后还是决定搬进中南海。父亲说：“听人劝，听饱饭。搬就搬吧。”
但父亲总有种失去自由的感叹。他曾说：“我见不到群众就憋得发慌，我们共产党人是鱼，人民群众是水，离开水鱼就会渴死!我和群众唠嗑唠嗑，不仅是工作，还是休息，享受啊!”
丰泽园清雅秀美，古朴淳厚，是一座正方形四合院套院，里面的菊香书屋、紫云轩是父亲工作、读书、生活的地方。而我在这儿也住了十四个年头。
菊香书屋属丰泽园的东配院，院里已不见菊花，只须几株百年松柏见证着历史的沧桑。父亲平常在这儿工作最多。
二哥、我、妹妹住在南院，江青住在西院。
开国大典的游行，我们中南海的孩子是踮起脚尖、扒着院墙看的。当天晚上天安门广场的联欢和焰火，中央破例同意我们许多孩子去了，让我们好好看看人民翻身做主的喜悦。
大典之夜的焰火，不是孩子们现在看见的礼花，而是作战用的信号弹!大概在晚上八点左右，聂荣臻司令命令放礼花，六个礼花施放点，立即在五颜六色的信号弹送往天空，一时礼炮轰鸣，光焰四射，夜空开满了花朵似的，还真是少见的奇观。
看完焰火回紫云轩的路上，妹妹李讷好奇地对父亲说：
“大家大声喊爸爸万岁，爸爸就喊‘人民万岁’，真有意思……”
“这样才对得起人民啊!”父亲感慨地说。在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日子里，父亲说的这句话，至今仍言犹在耳。
1950年6月，中国的紧邻朝鲜爆发战争；9月，美军攻占汉城，战火直逼北方；10月1日，新中国成立一周年纪念，金日成首相发来急电，请求中国出兵援助；10月25日，作为毛泽东的儿子，岸英哥哥随彭德怀司令员先期进入朝鲜，参加抗美援朝、保家卫国之战；11月25日，28岁的岸英哥哥不幸牺牲，从此长眠在朝鲜桧仓郡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里。
岸英哥哥从小历尽磨难，他和开慧妈妈一起坐过牢。开慧妈妈牺牲后，他带着弟弟四处流浪，顽强地活了下来。二战期间，他是攻克柏林的勇士，回国后也没有倒在解放战争中，可是就在新中国刚刚成立，他当上新郎不到一年，就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!
此后，彭德怀司令员从朝鲜回国向父亲汇报工作，同时也报告了岸英哥哥牺牲的经过，他沉痛地对父亲说：“主席，我没保护好岸英，我有责任，我请求处分!”
父亲把香烟衔在唇边，划了几根火柴才点燃。他吸着烟缓缓地说：“德怀，你我都是革命战争过来的人，战争总要付出代价嘛!岸英是志愿军是一个普通的战士，是牺牲的成千上万革命烈士中的一员，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，就当成大事。不能因为是我――党的主席的儿子，就不应该为中朝两国人民共同的事业牺牲，哪有这样的道理呀?!”
然而，这一夜父亲失眠了。
在漫长的革命年代里，父亲的六位亲人先后为革命献出了生命。他说：“我的六位亲人牺牲了，杨开慧、毛泽覃、毛泽民、毛泽建、毛楚雄，再有这毛岸英……开慧是个好人哩，岸英是个好伢子哩!革命胜利来之不易啊!”
战争夺去了岸英哥哥的生命，哥哥懂俄、法、英几国文字，经战火考验、农村锻炼、工厂实践，随父亲首次出访……经历了各种磨炼，一切一切，历历在目。我总觉得英武的哥哥还会回来，还会朗声叫“娇娇”，还会陪我玩、跟我讲故事，还会宽慰我的母亲他的贺妈妈……若没有哥哥，我与母亲不知怎样熬过在苏联那不堪回首的日日夜夜!哥哥，你怎么抛下爸爸，抛下岸青哥哥，抛下我们大家走了?哥哥，你知道吗?噩耗传来的次日，父亲清早起来，特别嘱咐：“这雪不要扫，也不要赶小鸟!”可是，哥哥，我不哭，尤其不能在父亲和二哥面前哭。
我在心中作永久的凭吊，我永远怀念你――我的岸英哥哥。
接续哥哥的生命乐章，我们几个孩子，倍加努力地学习。说起来，我孩提时离开祖国，七八年后回国才开始学中国话，认中国字，最初看见那些点横撇捺钩，错综复杂的方块字，我脑子都懵了。
为了让我尽快学会、掌握中国字，除了完成学校每天的学习任务外，父亲还要求我练写毛笔字。
他给我拿来文房四宝，告诉我这四宝的用法，还亲笔给我写了仿帖。第一帖是最基础、最浅显的十个汉字数字：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首先让我克服心里对汉字的害怕，一笔一画扎扎实实地练好基本功。这种由浅入深、由易渐难的办法真管用，尽管得从执笔开始练，但起码要写的字不难，心里不会发怵，我就照他的要求天天抽空练一点。
第一仿帖我练了一段时间，父亲又给我写了第二仿帖，这回是：毛娇娇学写字。看上去，这比第一帖难多了，但实际上也好接受，写自己的名字是每个人必须学的呀!父亲不愧是湖南第一师范毕业的，真会教学生。为了栽培我，父亲下了一番功夫，他想让我在学成一手好字的同时，潜移默化地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。
可是，不知为什么，父亲给我写的仿帖，不久就不翼而飞了，毛笔和砚台随后也不见了。我到处找也没找着，也没跟父亲说，自己就不练了。剩下的两宝留着没什么用，后来也送给了别人，从此我再没与文房四宝打过什么交道。回想起来，自己是辜负了父亲一片苦心，以至现在也不大能写毛笔字。
我反省自己，努力完成了学校各门功课的学习。
马上就要上中学了。父亲叫我到他跟前：
“我的娇娃是中学生了，成大孩子了。爸爸给娇娃起个名字……”父亲的欣慰里略带沉吟。
“我不是叫毛娇娇吗?”我有点不解。
“娇娇是你的小名，该给你起个大名了。我想好了，我的娇娃就姓李，单字敏。”
“可是，爸爸，我为什么要姓李呢?岸英哥哥、岸青哥哥都姓毛，我为什么不姓毛呢?”我的追问，使父亲给我讲了一件他难忘的旧事：
那是1947年3月，胡宗南调集20万大军进攻延安。党中央决定作战略转移，暂时撤离延安。当时，为了安全，中央领导都不用原名而取了化名。周恩来叔叔取的是“胡必成”，隐寓“革命必定成功”之意；任弼时叔叔取的是“史林”，隐寓“司令”之职；父亲取的是“李德胜”，隐寓“离得胜”，意为即使离开了，最后还是要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。现在，他就把“李”这个姓，用于我的学名。
中学里，中文水平要求更高，尤其后来的高中阶段，古典文学在课文中占有相当比重。父亲为了不让我掉队。特别给我安排了相关的学习计划。他要求我读《红楼梦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三国演义》四大古典名著的中文版，绝对不许偷工减料看俄文版。
我像只笨鸟，放弃了周六和节假日。无论是在北京，还是到上海看妈妈，除了完成作业之外，所有的时间都用于看书学习上，硬是一本一本地把它们“啃”下来了。
有一天，父亲问起我：“娇娃，我给你的任务完成得怎样了?读了多少?懂多少?”
我据实说：“都读过了。只是《三国演义》，让人越读越糊涂，越糊涂就越乱。这三国之间谁和谁打?在什么地方打?怎么胜、怎么负?我弄不太明白。脑子都读成乱麻了。”
父亲听我说完，没有半句批评，反而笑笑说：“糊涂了，就先把这部放下，可以先看别的。”
（伍木摘自《我的童年与领袖父亲》，四川少年儿童出版社2004年1月版，定价：26.00元。社址：四川成都市盐道街3号，邮编：610012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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